2021年，一位名叫Elaniv的女孩在16歲生日前因服藥過量去世。她的父親是一位醫生，母親是治療師，家庭看起來穩定而有愛。

為什么會這場悲劇？記者Matt Richtel采訪了女孩的父親，這段痛苦對話成為他書寫《How We Grow Up》的起點。

這不是一場家庭悲劇的個案，而是一代青少年正在面對的困境，一個父親、也是一位記者，想要追問的核心問題是：這個時代的青少年為什么越來越不快樂？

一、誰是毀掉青少年的“元兇”？

現在，每一個人似乎都有自己的身份：幼兒、青少年、青春期少年、年輕人。每一代人都改寫了成長的代碼：嬰兒潮一代、千禧一代、X、Y、Z、Alpha。

在這種混合體中，“青春期”尤其是一個獨特的類別——一個不受時間順序限制、而是受感性限制的時期。青少年是反叛者：不，我不會。青少年是質疑者：我是誰？青少年是責備者：這都是你的錯。

我們看到拿破侖閱讀歌德的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的片段，實際上，拿破侖是青少年發展停滯的典型案例；心理學家G. Stanley Hall在1905年撰寫了第一份關于青春期的真正醫學記錄；現代神經學家繪制了年輕人的大腦圖譜；當今的孩子們，每個人都有一段值得講述的艱難人生。

最后，青春期被揭示為“進化設計中的冒險和多樣化時期……多樣性和探索對于在不可預測的世界中生存至關重要。” 因此，青春期成為個人成長的關鍵時刻，卻又拒絕或接受社會規范和成人的期望。

近年來，美國青少年抑郁、焦慮、自殘、自殺等心理問題持續上升。一個“看似合理”的解釋迅速流行起來：是手機毀了孩子。

智能手機、TikTok、Instagram 成了替罪羊，它們誘發比較心理、剝奪睡眠、加劇羞恥、誘發上癮。這種觀點在家長、立法者、媒體人中幾乎形成共識，不少州出臺法規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。

普利策獎得主、《紐約時報》記者及暢銷非虛構和懸疑小說作家Matt Richtel在新作《How We Grow Up》中，沒有否認手機的影響，但他提醒：把手機當成全部解釋，未免太輕易了。

Matt Richtel以對科學、健康和社會議題的深度報道聞名，代表作有《An Elegant Defense》和《A Deadly Wandering》等。

在寫作本書前，他已為《紐約時報》推出過一系列調查報道《The Inner Pandemic》，深挖美國青少年心理危機。

他的這本新作《How We Grow Up》并非單純研究“青少年與手機”，而是試圖從進化心理學、社會文化、青春期腦科學的角度，重新理解“成長”這一過程本身。他的問題是：

“青春期的核心意義是什么？為什么今天的青春期看起來與以往如此不同？”

這本書的封面上是一部模糊的手機，他想探討的是，這個世界如何改變，而我們是否還在用舊的方法去應對？

這些年，有許多學者都曾嘗試解釋青少年的心理危機。心理學家 Jean Twenge 在《iGen》中強調，iPhone的普及與幸福感下降高度吻合。Jonathan Haidt在《焦慮的一代》中指出：這一代青少年遭遇“過度現實保護 + 虛擬世界失控”的雙重打擊，童年從“戶外玩耍”轉向了“手機生活”。

但這些觀點也受到質疑。比如韓國青少年的抑郁率在同一時期反而下降，美國的自殺率在所有年齡段都在上升，青少年并不特殊。而美國在2010年代引入更廣泛的心理篩查制度，也可能讓“抑郁”報告數據上升。

Richtel對此的回應是坦誠的：“你不需要是生物學家也知道，天天十小時埋在屏幕里對大腦不好。但，這不是故事的全部。”

二、“沉思的一代”：更長的青春期，更復雜的成長

在《How We Grow Up》中，Richtel提出了自己的代際概念：“沉思的一代 （Generation Rumination） ”。

他認為，今天青少年的心理困境，不只是因為手機，更是因為 他們被推入了一個更復雜、抽象而不確定的成長環境中。

首先是青春期的變化。研究發現，如今許多女孩六七歲就開始青春期發育，而社會仍然將她們當作“孩子”對待。他們的身體在加速成長，而他們的情感、社會經驗卻沒能同步跟上，造成一種“發育時間錯位”。

其次是環境的刺激性。今天的青少年比任何時代都暴露在信息洪流、評價機制和“必須展示自己”的社交壓力中。他們的心理系統遠未成熟，卻被迫應對高度復雜的外部世界。

Richtel指出，這種“神經系統的錯位”——更早的青春期 + 更復雜的社會環境——讓一代青少年變得格外脆弱。而手機，只是這些結構性變化中的一個放大器。

與Haidt等人不同的是，Richtel并不將青少年看作被技術洗腦的受害者，而是看作正努力適應世界的合作者。

他寫了一封給青少年的公開信，告誡他們“不要被賺你注意力的錢的人控制”，也呼吁成年人不要一味地歸咎于工具。

他寫道：“青少年不僅在構建自我，也在塑造我們。” 他們是未來的締造者，更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鏡像。

讀到此，能感受到這本書的溫柔，因為它強調更多的理解，而不是控制、切斷、隔絕。它當然不會、也無法提供一套快速的解決方案，但它給了一個思考的方向——問題不只是“孩子怎么了”，而是父母們是否做好了陪他們一起走過成長的準備？

三、孩子沒有變壞，我們只是還沒學會如何一起變好

其實，不只是青少年。Richtel也提醒我們，智能手機對成年人的影響同樣深刻。今天，許多中老年人也沉迷在轉發鏈接、刷短視頻停不下來的循環中，只是他們不像青少年那樣，被社會系統性地關注或批判。

代際之間最大的鴻溝并不是技術使用上的差異，而是彼此缺乏理解帶來的恐懼感。我們擔心孩子在屏幕中迷失，其實我們也在被這個時代的節奏牽著走，漸漸失去溝通的能力。

讀到這里，我忽然意識到：我自己其實也在經歷這樣的掙扎。

隨著兒子的長大，有時候遇到重要的事需要溝通時，我很想和兒子好好談一談，不是講大道理 （他不喜歡聽我講道理了） ，而是一場像模像樣的母子對話。

可是，越是擔心他“迷失”，越想“引導”他，我反而越失去了溝通的理性和表達的能力，有時候一張嘴，竟有些失語。

那不是爭吵，更不是冷戰，而是一種無聲的距離，一種無力感。偶爾，我會想，他在一個可能我看不清的世界里，而我，在他眼里，也許只是另一個“干擾信號”。

我們都沒做錯什么，卻已經做不到百分之百的透明和靠近了。于是，我接受，我理解，也坦然了。我并不認為這個態度等同于放棄，反而，它是一種成熟的愛的表達——不是用控制去抗拒距離，而是用理解去彌合差異。

所以，當Richtel說“青少年也在塑造我們”時，我忽然明白，他不是在寫孩子，而是在寫我們之間，寫我們和他們的這一段共同成長路。

Richtel說，成長像是一場接力，青少年在奔跑的時候，是試圖從大人手中接過接力棒。可是，我們不愿意放手。或者，是我們不相信他們能跑出“好成績”。

他說得很好：“有時，新一代開始朝一個略微不同的方向奔跑，這讓舊一代很不安。”

這不是手機的問題，也不是孩子的問題，這是我們所有人共同面對的課題： 如何在變化中保持彼此的連接，如何在恐懼之外重新學會信任和愛。

不是手機毀了孩子，而是 這個世界變了，我們還沒學會如何陪他們一起成長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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