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： 新周刊 （ID：new-weekly） ，作者：盧楠，編輯：詹騰宇，題圖來自：AI生成

離開上海的前夜，她回想著努力打拼的8年，眼眶有些濕潤。

幾天后，她回到出生的江南小鎮，父母擺出流水席，為她慶?！叭髩邸保t包密密匝匝鋪了滿桌?；叵胪暝谏虾＿^生日時，情形則截然不同：一碗沒滋沒味的長壽面，一塊小蛋糕，帶著加班的疲憊，沒人記得。

她短暫地感動，還是掏出手機，開始向閨蜜吐槽小鎮咖啡館里用速溶咖啡冒充的拿鐵，以及天天把人情往來掛在嘴邊的相親對象。

這是電視劇《三十而已》中女主角王漫妮經歷的“后滬漂”人生。電視劇開播于2020年，彼時“逃離北上廣”已伴隨著一起營銷事件深入人心，“女子圖鑒”系列劇集仍有熱度，而“內卷”“躺平”敘事尚在醞釀中。觀念交鋒之下，王漫妮的抽身而出被刻畫得擰巴。

相比之下，關于選擇城市，這屆年輕人似乎不再糾結。一方面，獨屬于“北上廣深”的濾鏡在消散，高房價、強競爭，使“為機會茍住”的成本日益增加；另一方面，無論是“鶴崗3萬元買房”還是“大廠裸辭，義烏創業”，拜經濟、資源、信息落差與政策紅利所賜，中國廣袤土地上一度面目模糊的小城們開始由“中轉站”升格為“任意門”，不僅要安放都市年輕人疲憊的身體，更要托舉他們重啟人生的野望。

從“選城市等于二次投胎”到“蹲個城市”，持續流動的年輕人，是否不再重視地點？什么樣的城市可能受到年輕人的青睞？

以下是《新周刊》與“B級旅行片”博主、資深城市觀察者史里芬的對談。

青年流動的趨勢，就是人口自然流動的趨勢

《新周刊》：“當代中國青年喜歡什么樣的城市”是討論熱度極高的議題，許多城市也把“受年輕人歡迎”納入他們的核心競爭力。當我們討論這個議題，有哪些前提條件是必須考慮的？

史里芬 ：“適合青年居住”這個短語本身就可以進行多角度拆解。首先，誰是“青年”？領退休金之前是不是都算青年？還是像互聯網行業，甚至更多升級迭代頻率較高的行業定義的那樣，35歲之后就不算青年了？其次，青年是不是都喜歡一樣的城市？“喜歡”是個非常主觀的詞，其原因可能是可以輕松賺錢或瀟灑花錢，也可能僅僅是 （那里的） 天空比大理更藍，或者沒有把街上的招牌刷成同一種顏色。

《新周刊》：如果我們把“喜歡”簡化為兩個層面：下限是“無憂”，即生活有基本保障；上限是“快樂”，即能夠遵從自主選擇、實現自我價值，你又會給出什么樣的答案？

史里芬 ：如果我們以這種標準作為依據，找一個小的切口切進去，就能看到，除了北上廣深和沿海城市以外，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只有財政經濟和財政依附型經濟。如果財政經濟的口子比較大，還比較健康穩定，而財政依附型經濟作為一個獨立于前者的存在，能夠吸納更多就業人口，那么我覺得這樣的城市會在保障層面上對青年而言比較友好。

談到“自主選擇”，我們必須先弄清的一個問題是，青年為什么會流動？青年的流動其實就是人口的流動，畢竟，我們很少聽說過有70多歲的老頭“走西口”“闖關東”“下南洋”。而人口密度與交通運輸，尤其是水路交通運輸的發達程度密切相關。

以美國為例，雖然越野車和皮卡的普及，或者有卡耐基、約翰·洛克菲勒那樣的工業家，會讓我們認為它是個依靠公路、鐵路支撐的國家，但真正在較長歷史階段內塑造它人口結構的，是成本低廉、體量大，對時間和貨物保質期不敏感的水運。也正是因為這樣，80%的美國人口生活在占國土面積20%的地區，包括東西海岸加上內河運輸網絡非常發達的五大湖地區。

相應地，如果中國的青年人口自然流動的話，人口線將比我們所熟知的“胡煥庸線”更加偏南。但為什么中國的北方和西部擁有這么多人口密集的城市？原因在于中國持續經歷著行政體制主導的人口均攤，比如小到一些油田或私人煤礦的建設，出現了像鄂爾多斯、榆林這樣令人矚目的例子，大到三線建設、西部大開發，都是如此。

直到今天，中國仍然是個積極推行產業政策的國家，由國家層面給某些西部地區指明產業方向之后，那里會出現產業新城，政府和高校先入駐，國有企業和私企隨后跟進。在此過程中，會有些來自東南沿海地區的嗅覺靈敏的老板參與基礎設施建設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相關的行業及其從業人員會向這里聚集。

甚至在城市內部，也是在踐行相似的路徑。比如一個典型樣本蘭州，蘭州三面環山，機場又遠離城市中心，所以相應的經濟輻射能力有限。那么能想到的一個辦法，就是把甘肅省內唯一的“985”高校蘭州大學遷到30公里外的榆中盆地，隨后又在位于城北山間的開發熱門地青白石布局新校區，來實現城市的外擴，與之相伴的還有一系列削山造城的項目。實現這么大體量的工程可以說是人間奇跡。

那么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就會有非常多的年輕人，像某些洄游魚類一樣，以“逆流”的方式涌向與潮水相反的方向。

《新周刊》：但是如今這種趨勢似乎正在放緩？

史里芬 ：是的。當政府現金流開始收縮、受限，或者進入還債周期，他們會意識到需要把很多事情交給民營經濟和民間資本去干，這樣才能在經濟上更劃算，從而開始真正考慮在哪里生產某種產品最合理、是否應該把大學搬到山里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伴隨著人口流動的結構性變革，年輕人才可以自主選擇想去哪里發展。有些自然環境惡劣，實習機會、工作機會少的偏僻地點，可能就不那么受歡迎了。

青年喜歡的城市： 既允許你奮斗，又允許你玩

《新周刊》：如果按照你的說法，中國當下已經進入一個人口相對自然流動的階段，那么一線城市和東部新一線城市應該仍然是年輕人遷移的最優解，畢竟那里似乎機會更多，多樣性程度更高。是這樣嗎？

史里芬 ：這其實是個誤解。20世紀50年代初，蘇聯援建中國“一五”計劃的156個工業項目時，曾派工業與行政專家評估過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程度，合格的只包括北京、東三省及內蒙古的一些城市。

上海的情況怎么樣呢？你會發現80后、90后記憶里所有體面的、上海制造的輕工業產品，從英雄鋼筆、光明冰磚到硫磺皂，都來源于具有國企背景的民族工業老字號。而互聯網時代的故事是，這座城市既能以極高的行政效率監督垃圾分類，也能把聰明腦袋趕到積分落戶這一條軌道上去。

從進入上海開始，無論你是研究生還是本科生，畢業于“C9”“211”或“雙非”院校，在國企還是外企工作，都有一個量化的指標來考評，這意味著你在任何一個環節“跳車”都會產生極高風險。所以，你會發現，上海只有金融從業者而無創業者。

類似的刻板印象還有不少。比如，你可能會以為機關、大院林立，高校扎堆的南京是個“全民編制”的城市，但其實它的體制內強度指數 （公積金繳存人數在體制內工作的人口占比） 不足30%。同樣反常識的是，東北地區的體制內強度指數也只有40%左右。相比之下，真正體制化程度高的城市，比如蘭州，這一數字會高達70%。也許你認識的很多南京朋友都有“單位”，但如果一座城市同時具備經濟發達與體制內強度指數高兩個特點，那么它大概率是首都或者政府完全掌握著石油、煤炭的資源型城市，而絕對不可能是南京。

《新周刊》：那么，一座可能會讓青年喜歡的城市，是否還有規律可循？

史里芬 ：我的觀點是，這座城市得允許大家玩——這件事非常重要。我前面講過，在一個體制化程度高、財政依附型經濟的城市，青年會舒服很多。但顯然，不是人人都能進入體制。那么，發達的工商業、服務業將從另一個層面提供“活路”。

在這里，我必須提一下貴陽和蘭州，將它們作為支撐我這個觀點的樣本。對，你沒聽錯，貴陽和蘭州，它們的骨骼都是由三線建設時期的移民奠定的，會說普通話的人口比例奇高，有相當一部分市民是在體制內、在家庭內部完成身份的跨代際復制的。

但這兩座城市都有另一面——多民族雜居、文化多樣性豐富的西部內陸城市，這也就意味著另一部分市民是世代傳承酸湯魚、米粉、牛肉面或者烤肉店的。他們讓這兩座城市實現了經濟和生活方式的雙軌制，即除了“大鍋飯”，也有寬松的消費環境、價格低廉的服務，而他們彼此又是緊密聯系的。

《新周刊》：你說的這種“舒適”，可能更多地局限于本地青年群體。那對移民青年來說，情況又是如何呢？

史里芬 ：移民青年又是一個很好的角度，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是拉薩。學過地理的都知道，青藏高原絕對是世界上自然條件最嚴峻的地方之一。但各種開發、援助政策，比如對艱苦地區的補貼，帶來了巨大的利好，肉眼可見的就是這里的工資標準高，福利很不錯。

這促成了什么呢？促成了四川流動人口的大量涌入，他們來從事餐飲業和服務業。于是，去西藏旅游的時候，你會發現做向導的，提供包車的，開旅店、客棧、民宿的，出售手工藝品的人，可不是什么康巴漢子或者尼泊爾登山老兵，而是四川人。他們在這個看似偏遠的地方扎扎實實地淘了幾十年金，他們服務誰呢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假期很多、下午三點就可以結束工作的辦公室群體。一天中剩下的時間怎么度過呢？他們可能會去八廓街四川人經營的茶館里打四川麻將。

總而言之，從表面上看，拉薩是一座被四川人“格式化”過的城市，故事的前半截也許是政策指揮棒的作用，但后半截則完全是被經濟因素決定的。當然，很多年輕人說“好想去拉薩”，也不是沒有原因。

《新周刊》：在鶴崗花3萬元買房，能過上類似的生活嗎？

史里芬 ：會完全不同，因為這種“雙軌制”在東北是不存在的。就拿鶴崗、阜新這種資源枯竭型城市來說，當地大部分家庭幾代人都是“單位人”，身份、待遇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上會完全平均。在單位效益出現問題、員工不得不另謀出路之前，誰也沒想過居然有一天要服務別人。

所以我們去東北城市的時候，會發現即使有夜市，也干凈整齊，步調一致得令人懷疑，就連垃圾桶的顏色、數目，都是復制粘貼的。在這些夜市上，臺灣的大腸包小腸、大連的火爆魷魚、長沙的臭豆腐、北京的鹵煮，全都賣。為什么？因為這套東西和本地、和這里習慣的生活完全沒有關系，而完全是從互聯網上“繼承”、置辦的。從手打檸檬茶的燈牌怎么設計，到旋風土豆的簽子從哪兒來，全都能求助“1688”和拼多多。

在東北，很多攤主都皮膚白皙、戴著眼鏡，手法極其生疏。而來到蘭州，你會發現小伙子擦桌子的速度飛快，因為要擦桌子擦到一定歲數，師傅才會教他們拉面的手藝。

《新周刊》：服務業并不只是謀生手段，它是獨立的、與專業技能匹配的，并且可能催生出屬于從業者自己的價值體系、主體性?？梢赃@樣理解嗎？

史里芬 ：我覺得最好不要用“價值體系”“主體性”之類過于主觀的表達去解釋這個現象。

但至少，洗腳、擼串、涮酸湯魚，都是實實在在的休閑、實實在在的生計。

所以我特別反感用“娛樂至死”來批判相關的城市，因為這種批判完全脫離了中國當下的語境。如果一個城市工商業完全清零，又高度依附于體制，還不允許你玩，把夜生活和小吃攤全管起來，那在這種城市生活可不好受。

現代社會對傳統社會的解耦能力：越強的城市，越值得去

《新周刊》：那你覺得當下青年應該怎樣選擇才能正確、成功地“開盲盒”？或者，當青年的“游牧性”更強，傾向于以“臨時性接觸”的形式與城市發生關系，而非安家落戶，地點是不是反而不重要了？畢竟，數字游民在哪兒當不了呢？

史里芬 ：無論是“數字游民”“臨時性接觸”還是“游牧”，其實都是事后總結的意義。

中國長期以來是依靠官僚體系和科層制維持運轉的，除了那些為了躲避戰亂、苛政或其他生存壓力被迫遷徙的人 （比如客家人、邊疆開拓者） ，普通人能想到的出路，無非是古代去務農、去考科舉，現代去高考、去打工。

做“數字游民”其實是一種應對現實的選擇。雖然進入5G時代之后，我們只要抱著手機，就能躺在泰國清邁的沙灘上從事一份工作，但捫心自問，你能躺多久？你真的會比童年記憶里那個在家屬樓居住，每天下午四點開始打毛衣、五點去學校接你放學的母親更安穩愜意嗎？

《新周刊》：但近兩年又出現了小城創業風潮，是不是也說明青年在通過“搞錢”，讓未來更加扎實、有意義？對于這股風潮，你是怎么看的？

史里芬 ：對“小城搞錢”盲目樂觀，其實是有問題的。什么樣的小城適合“搞錢”？我個人的標準是 （看它的） 現代社會對傳統社會的解耦能力。

在人類漫長的演化過程中，能夠突破個體的熟人社交范圍，依據他們在社會中的功能性角色建立大型組織是非常晚近的事情。其中非常典型的大型組織，一是軍事組織，一是企業。

小城的解耦能力相對弱，但不同的小城解耦能力會有所不同。如果這座小城能夠用資本和現代企業制度去解耦歸屬感和忠誠，用才能稟賦去解耦血緣姻親，用司法公正去解耦恩怨，用共識和良好的信息基礎設施去解耦恐懼與謠言，它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。

比如，如果我想開咖啡館創業，在一線城市學習了高水平的拉花技巧，那我接下來要做的，可能就是找一個從設備到營業資質都只要花錢、請了專業人士，就一定能做起來的地方。在這樣的地方，我不必托關系，認識一個家里背景夠硬、深耕當地的合作搭子，給他打下手，最后四六分成；或者像許多傳統手藝背后那些看不見的繼承規則那樣，給老師傅當女婿，或者給他打十年洗腳水。

除此之外，我也一定不會希望自己在當地太特殊，只因為做的是些線上協作的工作，就被說“這個人怎么不三不四，天天待在家里，沒個正經工作，還老是晚上回來，他干啥去了？”。這點的前提是共識，而共識的另一個解耦對象是“特化資產”，即那些為特定用途或交易而存在的資產及能力。比如，你門路很活，在一線城市與之匹配的職位是大廠的GR （政府公關） ，但在小城你可能只能靠它喝酒當銷售，而且因為沒有當地資源，你的能力根本沒空間發揮。

更重要的是，解耦能力強的地方更容易產生與它相對應的組織文化，并隨著組織的進化不斷升級迭代。于是我們就會看到活力四射的“時間就是金錢，效率就是生命”，或者“姐妹們，見面不聊男人，只搞錢”。當地的信用工具也會發達起來，門檻低、利息低，比如歷史上英國的融資成本就長期低于法國。類似地，在東南沿海地區的一些小城，找一個中介、小額貸款公司、典當行做一次資金過橋，是很方便的，而不是必須面對一個頭頂高懸“大展宏圖”字畫、后腦勺有三層肉的大哥，在你鼓起勇氣借錢之前，得先和他喝數輪工夫茶。

如果非要做一個總結，我覺得資本化越徹底、經濟層次越多元、游客越多的地方，越值得去，因為在那里，你的腦力、時間、效率乃至忍耐力都可以用來生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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